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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慧英:重重樊篱中的女性困境——以女权批评解读巴金约《寒夜》

2014-06-21 20:23 作者:刘慧英 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浏览: 我要评论 (条) 字号:

摘要:重重樊篱中的女性困境 以女权批评解读巴金约《寒夜》 刘慧英 首先, 我想说明一下, 巴金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位大师既非女作家, 更非女权主义者, 何以用女权批评来解读他的作品? 女权批评这个名词对我国文学界至今大概仍是比较生疏的,然而作为一个文学批评的派别在西方却盛行

                                       重重樊篱中的女性困境
                                        ——以女权批评解读巴金约《寒夜》
                                
                                                  刘慧英
       首先, 我想说明一下, 巴金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位大师既非女作家, 更非女权主义者, 何以用女权批评来解读他的作品?
       女权批评这个名词对我国文学界至今大概仍是比较生疏的,然而作为一个文学批评的派别在西方却盛行已久了,它由本世纪几次气势浩大的女权运动和民主运动汇集而成,从发掘被埋没的前代女作家作品起步, 走向对整个文化价值体系的审视和重估。早在女权批评尚未正式形成批评流派的四十多年前, 著名的女权主义者德波娃在《第二性——女人》中就曾以她的女权观念对托尔斯泰、劳伦斯等著名男作家的创作进行批评, 而在七、八十年代日趋成熟、热闹的女权批评固然将大部分力量放在对女作家特性、女作家传统的发掘和研讨方面, 但同时她们发出了:“那些被排斥在外的男性作家的书是否就不可以有女权主义的诊释呢?”这样的洁问, 而实际上她们对男性作家笔下的妇女观念和妇女形象作了颇多的解读和评估。现在,女权批评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不仅是一种坚定亢奋的性别之声, 更是一种反思、怀疑、动摇和洁难”,今天我们重读巴金的作品正是以女权批评作为一个借鉴的可能, 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发掘《寒夜》的另一层意义。
       更况且, 妇女问题作为人类生存的一部分是一种普遍存在,不同国度、不同时代以及不同阶层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或表现出这一存在, 因而不同阶层和不同性别的作家都有着相同或不同的感受和表述。正如女人并非全然都是女权主义者, 女作家的创作不尽然都能划人女权批评的视野一样, 男人也可能是男权观念的背叛者或颠覆者。巴金作为一个男人, 也许没有多少女性的切身感受, 但是作为一个社会成员, 他又同样能感受到种种的压迫和不合理, 其中包括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争执和矛盾, 这理应受到女权批评的关注。巴金从一开始就将对陈旧的制度及传统的抨击、弘扬民主和个性解放放在首位, 直到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寒夜》仍然如此——他将婆媳间的敌对和仇视、被生活重负压迫得沉闷而乏味的家庭生活都看作是一种不祥的征兆, 与这种不祥相对立的曾树生最终出走, 是一种背叛的新生——她代表着希望, 虽然这种希望微弱而渺茫。在此,妇女问题既是女性本身的存在, 同时也是人类的普遍存在和共同感受。
      大凡熟悉中国历代文学的人都知道, 在一些涉及男女两性的文学故事中,男人往往是强胜的,而女人则软弱。尤其是反映抗战八年生活的作品, 往往是另人外出谋生或躲避, 女人留守家乡。在《寒夜》里这种固定的角色特点被颠覆了: 汪文宣已不再是那种强胜的男人, 他懦弱、多病、瞻前顾后; 曾树生也不再是传统的依附于男人的女性角色了, 她对生活无所畏俱, 我行我素,她那富有活力、勇气和自信的性格与汪文宣病病快快以及怯懦和萎缩的生活状态形成了鲜明而突出的对比。
       汪文宣是一个没有形成独立成熟人格的“大孩子”,不论是在同事还是母亲面前, 甚至在与妻子的相处中, 他都不能表现出一种独立的个性和为人, 他似乎总是在窥探别人的眼色或颜容, 时时担心由于自己的不慎而伤害别人或给白己招来横祸。这种不成熟的人格最明显地表现在他严重的恋母倾向上。正如国外一些学者所指出, 汪文宣因为从小失去父亲, 恋母倾向非但没有由年龄的增加而减弱, 而且日益严重, 以致扭曲了他的整个生活方式和个性。汪文宣未必愿意妻子与另一个人去异地, 他也未必是爱母胜于爱妻, 在许多时候他在思想上与感情上与其母没甚共鸣,倒是极其依恋妻子, 但是他却又不能不允许甚至促成妻子的出走, 这既出自他内心的道德准则: 不愿妨碍任何人的幸福和自由;又是出于一种下意识:他的恋母倾向最终战胜了爱情,可以说,他原本就是心灵成长得不够成熟的半大孩子,而最终则又完全回到了“婴儿期——对母亲完全的依偎状态。
       同样是生活在黑暗而窒闷的年代里和贫困的战乱境遇中,曾树生却并未完全让生活压弯了腰,她没有那么多的忧伤和惧怕——虽然家庭生活如此枯燥乏味和不睦,虽然她的外界生活也不尽如意——围着她转的陈经理充其量是一个不无殷勤体贴却无可把握未来的男人,但是她最终还是勇敢地离开了沉闷而窒息、的家庭, 去寻找一种未必光明然而却是全新的生活。
       汪文宣实际上不仅是一个不成熟的“孩子”,也是效忠于传统的一个象征,他固然受不合理社会和制度的压迫,同时他又以他的懦弱,以他对生活怀抱的灰暗而点缀着这个行将灭亡的社会以及腐朽的传统,确切地说,他是那个社会和制度的陪葬品。汪文宣这个形象的语义巴金在觉新身上早已表述过了,觉新一方面深受封建家长的迫害,另一方面又助长和协同封建专制对更无辜更弱小的人们滥施淫威,他对弟妹们的限制、与梅在情感上的生离死别以及对瑞狂的负疚,都体现了他对封建传统的屈从,由于这种屈从而严重损害了他人的身心自由和幸福。巴金对汪文宣倾注了更多的同情,汪文宣的权力远不如觉新那般强大,他似乎既不敢怜逆母亲,也不忍委屈妻子,然而他却衷心希望母亲与妻子相安无事,以此来维持以他为中心的家庭生活——似乎只有这样他的生活乃至整个家庭才是真正的幸福和愉悦。尤其是他对曾树生的苛求与情感上的依恋和强留体现了汪文宣乃至巴金本人的男权观念的犹豫。巴金没能十分清醒地意识到垂死的汪文宣与活脱的曾树生之间毫无生趣和活力的生活是多么勉强以及不道德,那种已经失却爱情鲜艳和激励的关系是多么地痛苦和不幸! 巴金只是将同情的笔墨过多地洒向那位病快快的汪文宣,让这位垂死者大吐心声,而独独忘却或疏忽了充满着生命活力的树生心中奔涌的激流! 这其中最重要的理由可能是,汪文宣是一个重病在身的弱者。我认为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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